抛开对事件中孰是孰非的立场，仅就辩护手法而言，显然在这个案件中，唯一的救命稻草只能是精神病鉴定——一旦张扣扣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，则根据《刑法》的规定，有较大可能会免死。

在这个案件一审到二审的过程中，辩方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，但屡战屡败。

从一审到二审，从庭前会议到正式开庭，辩方提出的精神病鉴定申请均被司法机关以理由不足驳回。

在刑事诉讼中，精神病鉴定的启动由司法机关决定，这意味着只有以充分的理由说服司法机关，才可能对当事人进行精神病鉴定。

而在司法实践中，能被司法机关认为有必要启动精神病鉴定的情况，大概有三种：

翻译成人话：本人曾因患精神疾病接受过治疗，或有家族精神病史。

这是实践中最容易被采纳的启动精神病鉴定理由。

只要在申请过程中提供相应的病历、诊断证明等材料，司法机关通常都会采纳并同意进行精神病鉴定。

但是在张扣扣案中，辩方无法在这方面提供任何确切的依据。

尽管二审期间辩方提供了一份《正慧科鉴中心(2019)咨字第5号法医精神病学书证审查意见书》，但该《意见书》的出具机构是“北京正慧科鉴咨询服务中心”，这名字听起来就不像是能鉴定精神病的机构，通过网络查询，它果然只是一家“咨询服务公司”，其经营范围是：

经济信息咨询 , 投资咨询 , 企业管理咨询 , 公共关系服务 , 市场调查 , 技术咨询 , 装饰设计 , 电脑图文设计 , 服装设计 , 销售文具用品 , 体育用品 , 日用品 , 服装。

显然这不是一个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，自然也不可能被司法机关采纳。

“精神病人思维广”可不只是网络段子，这是现实案件中，最常启动精神病鉴定的原因。

根据被告人/嫌疑人在作案、归案期间的具体表现来判断，常见的行为反常包括情绪冲动易怒，言行举止明显笨拙或者明显异于常人，犯罪目的或动机离奇或无动机，或者有无法控制的部分肢体抽搐等现象。

而且，在具体的申请过程中，也要一并提供相应的依据或线索，如多个无利害关系的邻居、朋友或其他共同生活、工作的人证实在日常生活中被告人的表现均存在异常。

可是在张扣扣案的庭审中，辩方也没有提供任何依据，相反，控方反而列举了十几个张扣扣的亲友邻居来证明：“张扣扣很正常，天天都正常，全家都正常”。

这么一来，正如检察机关回应的：

• 作案前张扣扣准备作案工具，精心伪装，选择作案时机及对象；
• 杀人过程中，张扣扣对作案时间（大年三十）、作案地点（被害人上坟回家途中）和作案目标（王家三父子）的选择都准确、理智；
• 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，购买食物藏匿，后到公安机关投案。
• 整个过程的思维清晰，精神状况正常。

这些情况，加上张扣扣本人在一审、二审开庭过程中的表现，都决定了“以一般人的判断”也足以确定他的言行举止并无异常，辩方也未提供充分依据，自然难以此理由申请鉴定。

当然，实践中也有伪装精神病症状而骗取启动鉴定的案例，但精神病鉴定同时涉及医学、心理学、法学等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，外在的伪装难以骗过检验过程中的各个复杂、专业的环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