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11月13日，董明珠斥巨资投资的珠海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自曝“家丑”，主动对外披露大股东银隆集团及银隆集团实控人魏银仓、前高管孙国华涉嫌侵占公司利益超10亿元。

随后的几个月来，银隆又陆续披露了案件的进展：该案涉及的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都在推进。其中涉及大股东魏银仓等人的刑事案件已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侦查。

对此指控，滞留美国已近一年的魏银仓也“斥资”作出回应。

他通过孙国华等人付费邀请了五位专家进行法律论证，最后拿到一份专家们共同署名的《魏银仓、孙国华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》，其结论为：

在委托人所提供的案情真实、材料属实的情况下，基于现有基本事实，魏银仓、孙国华没有实施职务侵占行为，不构成职务侵占罪。

这几位专家在法律界尤其是刑法界的地位很高，所以银隆在2019年4月30日的公开回应写得很客气，大概的意思是：

各位都是专家，专家的结论我们当然很重视。

不过你们看到的证据还不完整，导致论证出现偏差。

不如你们来我这里再论证一次，要看什么证据我这都有。

PS：钱不是问题。

有人说这么一来，专家肯定很尴尬，去也不是、不去也不是。

但其实不然。

这就是个一手交钱一手交意见的一锤子买卖嘛，而且意见书上说得很清楚，只限“委托人提供的案情与材料”。

只要收费后依法纳税，不管将来的审判结果如何，谁又挑得出专家的错？

至于再论证一次，你当专家意见给钱就能拿的吗？

律师还禁止同时代理双方呢，法院审案还一事不再理呢，何况是更讲职业操守的专家。

肯定不会去啊！

相比之下，这份《法律意见书》在诉讼中的地位，那才叫尴尬。

专家法律意见书的黄金时代

其实，往前二十年，专家意见在诉讼中还是很起作用的。

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曾经有过一个在全国相当轰动的戴晓忠案。

当时，东北企业家戴晓忠在杭州因转让个人技术发明，被杭州市检察院批捕并提起公诉，罪名是科技投机倒把罪，个人财产也被没收。

律师在辩护过程中，组织刑法、民法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案件进行讨论，最后将相关法律意见整合进辩护词，戴晓忠最终被无罪释放。

这个东北人开了我国法律专家论证的先河，而另外一个东北人把法律意见书推上巅峰。

东北黑老大刘涌于2002年4月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。

二审期间，辩护律师组织了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、著名刑事诉讼法学教授陈光中，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陈兴良在内的14位专家人士对该案进行论证，出具了一份专家论证意见书。

《意见书》中说：“与会专家听取了律师的介绍并查阅了公诉人提交的证据，一致认为，本案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。”

而后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“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”和“鉴于其犯罪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”等理由，对刘涌改判死刑缓期执行，留了一命。

这个二审改判引发民众的热议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，以致最高人民法院史无前例地提审该案，通过再审重新判处刘涌死刑。

法庭之敌?

专家法律意见源于美国司法中的“法庭之友”制度，即案件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基于对案件的兴趣或利益，向法院提供与案件事实或法律适用相关的书面意见，以供法院在公正审判时参考。

可这个东西放到我国，却有些水土不服了。

刘涌案之后，当事人一方找专家论证、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做法在诉讼中越来越普遍，收费越来越贵，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法官开始无视它的存在，甚至将之当作敌人。

• 从法律上说，专家法律意见不是任何一种证据种类。它既不是书证，也不是证人证言，更不是鉴定意见，没有资格出现在法庭上。
• 从现实来说，诉讼中出现的“专家”是用于帮助法官了解专门知识。但法官懂法是司法的默认前提，在一个具体的案件审判中，法官才是那个唯一的法律专家，他不需要其他人对自己指手画脚。
• 从情感上说，有的人认为，出具法律意见的专家往往是法官的老师，或老师的老师，他们的结论对法官的自由心证会有影响。现实却是，法官会认为这是在妨碍司法独立，是越过自己的职权来“变相判案”，从而产生厌恶或反感。
• 而从学术上说，你有见过任何一份与委托方观点不一致的法律意见书吗？

法庭之友!

专家意见毕竟是专业知识与智慧的产物，也不能说它一无是处。

不仅收费越来越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税收，专家意见还可以直接转化为辩护意见或代理意见，法官想不考虑都不行。

又或者，司法机关组织专家对某一问题进行论证时，对诉讼的影响也挺大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一些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中，专家意见也能为舆论提供正能量。

比如快播公司涉淫秽物品案、聂树斌再审无罪案、于欢案等案件中，法院这边判决刚出来，那边就好多专家纷纷写意见：法院判得好！法院判得对！

真是印证了那句话：没有永远的敌人。

都是老中医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