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天，有个案件带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：
第一眼看到，我们也很愤怒：10岁的幼女、强奸致死、强奸完还装进麻将浸入水坑，而且连32元都不放过。
这种情节，要是在封建社会，估计死刑都不够，凌迟是大概率的事。因此都别说自首了，哪怕这个犯罪的杨光毅是精神病人，只要敢把犯罪的毒手伸向无辜儿童，上海的黄一川还不一样判了死刑立即执行？
而且这个案件的一审法院也判了死刑立即执行，怎么广西高院就非要冒天下大不讳？
但是作为不会轻易热血上脑的法律人，多仔细琢磨一下，这案情怎么这么眼熟呢？
曾经有名女子在偏僻的场所被强奸并杀害，警察在现场抓获一名男子，他的指甲里还检到了被害人的血液。有人说这男子平时就作风不正。这男子在警察面前，也承认了自己是真凶。
你以为他就叫杨光毅？其实不是！
他叫呼格吉勒图。多年以后，跳出来一个叫赵志红的人，说自己才是真凶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呼格吉勒图早已经被依法枪毙了，坟头的草都不止一人高了。
你说这不算，呼格吉勒图的认罪是被刑讯逼供的，那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：
有名女子在偏僻的场所被强奸并杀害，警察抓获一名男子，他的认罪态度从头到尾都非常好，连作案工具的来源都交代了。一直到死，这男子都从未否认过自己是真凶，只是认为量刑过重。
你以为他叫杨光毅？其实也不是！
他叫聂树斌。多年以后，跳出来一个叫王书金的人，说自己才是真凶。这时候聂树斌也已经被执行死刑好多年了，只剩下再也不会述说的累累白骨。
在这两个人都被执行死刑很多年以后，这两个案件也都分别提起再审。在法庭上，当初慷慨激昂的检察机关，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这是错案，杀错人了。
你说冤不冤？
而这只是历尽艰辛提起再审的两起案件，而且我们知道，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要提起再审的难度多大，要改变原有判决的难度又有多大。
在西方的陪审团制度里，定罪和量刑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力，分别由两个不同的主体来行使——陪审团负责犯罪事实的认定，法官负责量刑。
如果法官认为陪审团的定罪有误，他虽然不能直接改变，但是可以在量刑时确定更轻的刑罚。
由于我国的刑事法律没有对定罪权和量刑权作出明确界定，这两个权力被混淆为“审判权”，由法官来统一行使。
但我们的司法实务中，仍然是有区别的，尤其是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中，定罪和量刑的证据标准不同。
认定犯罪的证据标准是：排除合理怀疑。
而适用死刑的标准却是：排除一切怀疑。
什么叫合理怀疑，什么叫一切怀疑，我们举个比较粗鲁的例子：
- 你看电影时，男女主角一边拥吻一边脱彼此的衣服往床上倒，然后下个镜头就是他们深情凝望从床上坐起来穿衣服。
- 你看小电影时，男女主角一边拥吻一边啪啪啪，那镜头直接对着不可描述部位，连马赛克都不打。
虽然纯洁的小编完全不知道小电影是什么东西，但两种情况下，我们都可以认定他们两人发生了性关系。
只不过，普通的电影只是排除了合理怀疑，“性关系”仍然是观众的脑补。“万一”这一男一女真的只是在床上聊了一晚的人生和理想呢？这种怀疑的合理程度要看具体情况，但普通电影没法排除这种怀疑。
而后者作为最直接的客观证据，就足以排除一切“没有发生性关系”的怀疑。
中级人民法院，高级人民法院，最高人民法院……随着法院审级的提高，法官面对案件时把握的证据标准也在逐步提升。权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本就应当更加谨慎。
这样严格到苛刻的证据标准，正是为了尽可能杜绝冤假错案。
在严打的年代，重典治乱，我们曾经喊出过宁可杀错不可放过。但法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一切刑事案件都应该是宁可放错不可错杀。
有谁愿意自己成为刀下冤魂呢？
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民间舆论愤愤不平，一边倒地要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舆论是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监督力量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舆论是感性的，一窝蜂的，善变的，即使是大多数人的意志，最终也需要理性的专业人才去执行。
说回这个案件，我们想先问一个问题：大家怎么就能确定，杨光毅就是真凶？你可别告诉我这是网上说的！
因为他自己承认？我觉得不需要罗列这些年来逐一被纠正的错案清单了吧，无论是丢了小命的还是坐了十几年冤狱剩下半条命出来的，那里面哪个没明确地承认过自己是真凶？
再说了，杨光毅将来要是翻供呢？
强奸犯罪里，需要证明的事实有两个，一是“发生性关系”，二是“杨光毅干的”。
如果能从被害人体内提取到杨光毅的生物成分，那显然这就是足以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据，杨光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无不妥。
但别忘了，被害人曾被装进麻袋、浸入水坑，这很有可能导致一部分证据的灭失。如果是侦查机关在现场没有提取到足以排他的、直接指向杨光毅的客观证据，还达不到排除一切怀疑程度呢，我们要不要还是先杀了杨光毅再说？
“强奸”的事实需要用被害人的下体损伤或生物成分等方面的证据来证实，“杨光毅干的”也需要有生物成分、痕迹之类的证据来印证。
我们不知道案件的真实证据情况如何，但是这个案件中，如果除了杨光毅的有罪供述，就没别的客观证据指证杨光毅了，那这种证据就只能达到“排除合理怀疑”，定罪可以，但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
如果将来杨光毅翻供，其他证据也仍然能够证实他的罪行，这才叫“排除一切怀疑”，仍然可以判他死刑立即执行。
随着国家法治的进步，现在的冤假错案也比二十几年前少得多了。但是，我们对冤假错案的态度由始至终都应当是“零容忍”。
目前，最高人民法院也已经调卷审查该案，那里有目前全中国最优秀的法官，他们也能够看到目前最齐全的案卷，我们相信最高院有能力给公众一个专业的、理性的答案。
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查证，案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，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地方，那么杀了杨光毅也是正常的。
但是，如果案件真的还存在“万一”的可能，如果保证不了没有错杀，那么只能宁可不杀。
不然多年以后，又跳出个王书金或者赵志红，可咋办？那个时候，这个责任是算在办案的法官身上，还是算在看不到摸不着的舆论身上？
我们并不认识杨光毅，但我们关心中国的法治文明进程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