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看完法院公布的案情和判决理由，我们却有不同的想法——这个案件，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更加贴切。

先来回顾一下事件的整个经过：

从案情和法律规定来看，本案认定虐待罪有两个重要的门槛是难以跨越的：

第一，虐待罪的犯罪对象是“家庭成员”，能否扩大解释为“长期共同生活的男女朋友”，仍然是个争议问题。

第二，虐待罪的犯罪行为，传统观点认为只限肉体折磨，能否扩大解释为“通过言语辱骂等对精神的折磨”，也同样存在极大的争议。

对这种在理论和实务中都存在极大争议的问题，法院直接作出认定，似乎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。

但是如果跳出虐待罪的限制，考虑过失致人死亡罪，在定罪的思路上反而会更加清晰。

要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，需要三方面的要求：首先要能够预见到危险的发生，其次有阻止危险发生的义务，最后导致发生死亡的结果。从这个案件的情况来看，这三个方面都完全符合。

首先，从案件经过我们可以看到，两人的争吵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，而且牟的言词较为激烈，法院认定的事实中，用词是“高频次、长时间、持续性辱骂”，这已经超出了正常争吵的范畴。

其次，被害人此前在6月13日、8月20日已经两次在争吵后因牟的过激言词而采取极端方式，尤其是第二次，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。

这足以认定牟能够预见到自己和对方争吵、辱骂的“言词会导致对方自杀”。

如果是男女朋友关系，即使他们真的可以认定为“家庭成员”，这种义务也非常勉强。

因为有一道经典的法考题，问妈妈和女朋友掉水里，应该先救哪一个。

标准答案是救妈妈，因为在法律上，救妈妈是义务，但救女朋友不是。

因此在这个案件中，压根不需要考虑双方的关系是否属于“家庭成员”，因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不产生救助的义务。

救助的义务来自牟的先行行为——他长期、持续地以激烈的言词辱骂甚至羞辱被害人，并使被害人陷入多次自杀的极端状态，当然有义务消除被害人的这种状态。

尽管被害人在2019年10月9日服药后，一直住院治疗到2020年4月才救治无效死亡。但看其死亡原因，仍然是口服药物中毒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，显然死亡结果也与自杀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

因此，“争吵导致自杀，自杀导致死亡”的因果关系也很明确。

综合起来，牟明知自己的激烈言词会导致被害人自杀，且已经出现过两次自杀的情况，却仍然以激烈言词与被害人进行争吵，最终导致被害人第三次自杀死亡，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。

另外，从刑法的规定来看，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处罚力度比虐待罪强，说理和证明的难度比虐待罪低，于情于法，都是处理本案更好的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