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职业最有意思的就是，你不知道在什么奇怪的时候会遇上什么奇怪的问题。

比如前段时间，我在外地出差坐出租车，开车的司机和我聊天时得知我是刑事律师，就问了一个问题：我犯罪以后如果假装精神病，有没有可能逃避处罚？

我一边谨慎隐蔽而不失礼貌地估算着车门把手在哪，他要是有异常举动时现在的车速我是跳车好还是不跳车好，一边委婉而坚决地告诉他：没门。

一、忍常人所不能忍

犯罪后装精神病，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。但唯独有一个案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我们曾经办理过一宗拖了两年的法援案件，当事人涉嫌抢劫罪，从被抓就开始“犯病”。

地上打滚、发傻充愣、自言自语、无端吼叫等常见装病手法就不提了，他还有一招最狠的：上完大号扭头用手捞起来当橡皮泥捏着玩。

就连见多识广的警察叔叔也忍不住要怀疑自己的工作经验在骗自己，经办民警在情况说明里写：“虽然按工作经验判断，装病的可能性较大。但考虑其实际发病的行为表现有异于常人，仍然决定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。”

鉴定的结果，被告人没有精神病，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。

案件移到检察院，检察官也不信他是装的，再次鉴定，仍然没病。

这两次鉴定，差不多就已经拖了一年。案件起诉到法院，法官看这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表现过于完美，先是要求再鉴定了一次受审能力，看被告人到底有没有能力出庭接受审判，然后又要求鉴定人出庭说明为什么鉴定确认被告人不是精神病人，等最后判决时，被告人已经被羁押了两年。

判决宣告当场，被告人听到自己被判四年后，口水不流了，也不傻笑了，大吼一声：“我要上诉！”

虽然他二审仍然被维持，但我们一直敬佩他坚持装病两年的毅力，也祝愿他将来刑满释放后无论干哪一行都能成功。

二、有没有病，命中注定

后来有一次和同行聊天，说起装病的事，同行说了另外一个例子。

有个职务案件的被告人，在案件还在检察院的时候就已经郁郁寡欢，但是检察官也怀疑他是装病，没理他。

开庭的时候，法官见这被告人一直答非所问，状态不对，坚持给他做了个精神病鉴定，结果显示几年前作案时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，但现在开庭的时候受审能力受限。

因为侦查期间压力太大，重度抑郁了。

法院找法律援助处给被告人指定了一个律师当辩护人，好不容易坚持着才把庭开完，但是被告人病了，最终却仍然没有被认定为精神病人。

三、只要不鉴定就没病

现代人有种鸵鸟心理——只要我不去体检，我就不会生病。

司法机关在实务中对嫌疑人也是这种态度：只要不送他去鉴定，嫌疑人就没精神病。

典型例子就是当年陕西汉阴特大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邱兴华。

2006年7月14日晚，邱兴华因与陕西省汉阴县铁瓦殿道观管理人员发生矛盾，趁道观内管理人员和香客熟睡之机，持斧头、弯刀，将陕西汉阴县铁瓦殿内熊万成、工作人员和香客等10人杀害。

邱兴华归案后，辩方称他患有精神病，坚持申请对他作精神病鉴定，甚至有多位法学专家学者为他背书，申请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；而司法机关却坚称邱兴华没有精神病，不需要鉴定，直接给他判了死刑。

一直到邱兴华被执行死刑，对他的精神病鉴定程序始终没有启动，他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也就成了千古之迷。

四、有精神病也逃不掉死刑

一直以来，公众总有“精神病能逃避刑事责任”、“是护身符”的印象，但事实上，《刑法》也只是规定“可以”对精神病人轻判。

“可以”轻判不是必须轻判，也意味着“可以”不轻判。

现实中对精神病人轻判比较常见，但对实施恶性犯罪的精神病人“不轻判”也不罕见。

2018年6月，黄一川在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外持刀随意杀人，致二人死亡、二人轻伤，当场被抓获后，经鉴定，黄一川在作案时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在该案中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。

就在公众担心黄一川也会因患有精神病而逃脱罪责之时，法院作出判决，认为黄一川系有预谋、有准备地在校园附近针对无辜儿童实施严重暴力，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，犯罪手段极其残忍，犯罪后果极其严重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。黄一川虽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，被评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，但鉴于其罪行极其严重，人身危险性极大，且其精神疾病对其作案时辨认、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，故应依法予以严惩。据此，法院对黄一川判处死刑。

2020年12月3日，黄一川被执行死刑，公正的判决画上完美的句号。

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刑法中关于精神病人的规定绝不是为了放纵犯罪，而是为了不枉不纵，让每一个犯罪的人都能够罚当其罪！所以有病赶紧去治，没病装病，很容易被刑法一次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