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田检察官不愧为优秀公诉人，很快对此作出回应《全国优秀公诉人为律师丈夫喊冤之“钥匙扣案”回应》。

关于这事件的讨论，似乎更多的是集中于一位检察官不走正规法律途径，而是诉诸舆论的做法是否正确。

有同行甚至尖锐地质问：如果田检察官的案件当事人写公众号文章喊冤，检察官自己是什么感受？

仿佛一夜之间，原来的检察官站到了当事人的位置，而律师们个个化身检察官，挥舞起法律的大棍。

究其根源，不过是大家早受够了司法实务中一些高于法律的“潜规则”。

它的意思是：司法机关承认某个办案环节的程序没有做到位，但因为它的结果是好的，是公正、正确的，所以大家就别纠结这个程序不到位的小毛病了。

这逻辑是有问题的。因为程序公正是为了保障实体公正，而不是反过来用实体公正来证明程序公正。

即使在制度上有庭前会议，有非法证据排除，只要司法人员还是抱着“瑕疵”可以忍受的心态，制度再严格也没用。

田检察官在她丈夫的案件中，提的一个回避理由很有意思：

“二审出庭检察员是我曾经的同事，审判法官是我二十多年来朝夕相处的同行。”换句话说，大家以前也是经常在同个法庭见面的，只是那时田检察官坐的是公诉人席，不是现在的当事人家属旁听席。

这让人想到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成忠案。王成忠本来也是辽源中院的法官，因为其办理的一宗民事案件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，被指定下级区法院判了三年。王成忠上诉后，审判他的也是昔日同事。

王成忠的辩护人说你们法院怎么能自己审判自己的庭长。

王成忠的前同事说我们法院就是可以自己审判自己的庭长。

然后照判不误。

法律上说，确实没有不能让前同事审判的硬性规定；但从现实感受来说，无论对审判者还是案件的程序公正，都不是个合适的做法。

因为刑事诉讼是两审终审制，如果对一审判决不服可以上诉，在二审争取机会。

指定管辖就专治这种不服。

比如，中级法院可以把本来由自己一审的案件，指定给自己的下级法院管辖，中级法院就从原来的一审法院变成了二审法院。

再也不用担心被告人逃出自己的手掌心啦！

枪口比动能的认定标准在实践中饱受争议，我在办理这个案件时至少存在机械执法的问题。

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公平公正的，但在极少数情况下，如果严格适用法律确实会导致不公正。

遥远一些的，比如许霆案，因发现取款机故障而反复取款，被认定为盗窃金融机构，一审判了无期徒刑。

近些年的，最常见的就是与枪支认定的严格标准相关，如天津大妈气枪摆摊案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气枪也是枪支，一审还判了三年。

如果不是舆论，这两个案件大概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

可这本来不该是舆论的活，而是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应当把好的关。

但现实中很多案件，或者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争议，就如田检察官想让全国律师帮忙讨论的那个案件，“部分虚假”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；又或者在事实、证据上存在争议，比如只有言辞证据的指证，能否认定事实；又或者在“社会危害性”上与同类典型的犯罪行为有明显差别，就如田检察官办理的“钥匙扣枪案”。

在实务中，即使律师摆事实讲道理，充分论证这案件存在以上的问题之一，可以不予起诉，但最终检察官还是会提起公诉。

然后对律师说：“你们有意见，可以在法院审理阶段继续提嘛。”

表面上，如田检察官承认的，这是因为机械执法。但深层次原因，恐怕还是检察院和检察官没有尽到“审查起诉”的职责，而是把争议和冲突推给法院处理，不敢自己作出决断。

当然，以前这类案件，往往未审先定：协调会上就已经定好调了，公检法只是决议的执行者。

现在至少知道把麻烦推给法院，或许也是一种进步。

田女士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：

“如果我连自己以前的工作都不敢面对，我又凭什么希望得到大家的同情和关注？”

但更重要的，或许不是面对自己过去的工作，而是正视自己过去的错误。

司法总是在进步，在一个又一个错案，一场又一场舆论中进步。只是当这错案公平而无差别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时，才会使当事者思考，这样沉重的代价是否值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