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见的不在场证据主要是案发时间能证明当事人行踪的客观证据，包括上班的打卡记录，去网吧上网的记录，通过网络购买火车票、机票的记录，出入境记录，等等。

例1：

我们曾办理过一宗涉嫌受贿的案件，在律师介入时，嫌疑人、证人都已经把具体的贿赂细节交代得天衣无缝，按同类案件的证据标准，那已经是铁证如山。嫌疑人找到我们时，已经不抱太大希望。因为他已经向检察官说过自己的有罪供述是被诱供取得的，但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却始终未被采纳，这也是职务犯罪案件中比较常见的结果。于是我们改变了思路，向嫌疑人详细了解他在涉案期间的具体行踪，最终在嫌疑人的履历中发现了惊喜：涉案那段时间，他曾被公派出国考察。通过各种艰难的调查和申请，我们拿到了嫌疑人的护照和出入境记录，当客观材料摆在眼前，显示嫌疑人在被指控受贿的那段时间，实际上人在国外，根本不可能在被指控的时间、地点收受贿赂，这时候具体的办案人员也沉默了，最后公诉机关默默的撤回了起诉。

例2：

另外一个类似的情况，是在某个盗窃案中，同案人都指证某个被告人/嫌疑人参与了某一次盗窃，但被告人/嫌疑人提出自己那段时间正好回湖南老家学车了。审查起诉时检察官没有注意，而被告人/嫌疑人自己不懂法律和证据规则，也就一开始提了这么一句，后面也没再提，只是一直在反复强调自己没参与。案件起诉到法院，我们才作为辩护律师介入案件。感谢如实记录的警察叔叔，把嫌疑人辩解的那句话也记在笔录里了。我们注意到了笔录里那句话，并找被告人/嫌疑人核实后，专门出差跑去被告人/嫌疑人的老家找驾校要了培训记录的材料，证实了当时这个人确实在老家，没有参与作案。最终公诉机关也以证据不足为由，决定不予起诉。

例3：

我们同样还经历过一个团伙多次作案的抢劫案，同样以同案人的指证作为重要证据，但被告人/嫌疑人辩解自己其中某几次抢劫的行为发生时，自己都在厂里上班。这个案件我们在侦查阶段就介入进行刑事辩护，并为此专门找他上班的工厂里调取了考勤记录本。他辩解没有参与的那几次抢劫事实中，确实有两次是发生在他上班时间内，于是这两次抢劫事实的也被从这个当事人身上排除，从而避免了被认定为“多次抢劫”，而导致量刑提升到有期徒刑十年以上。通过这一努力，辩护律师至少为当事人减轻了五六年刑期。

虽然刑事辩护律师也有权直接找证人制作笔录，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这么做。因为一方面，很多律师并不注意自己的问话方式，诱导性往往很明显，很容易被视为“引诱”证人而导致证言被污染而失去证明力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如果证人证言对嫌疑人有利，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首先就会怀疑是否律师指导证人怎么说，而不是考虑证人证言可以作为无罪的证据。因此有司法机关实习或工作经验的刑事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，往往可以在避免自己跳坑和让证据容易被采纳方面相对更有优势。

如果一定要找证人制作笔录，我们认为要特别注意两方面：

一是笔录的形式一定要严格符合刑事诉讼的取证要求。平时律师都是挑证据的程序问题，自己在取证的时候当然也要特别注意，比如制作笔录的过程需要有两个人在场。

二是律师取证要谨慎，最好在取证的同时同步录像，以保护自己。如果证人怕脸被拍到可以在侧面或者证人身后拍摄。

因此，刑事辩护律师的重要举证工作之一，就是分析鉴定过程、鉴定方法中违背科学或常识之处，提出充分的依据来证明鉴定过程、鉴定方法中存在的不科学或者违背常识之处，从而推翻该鉴定意见，或者以此要求重新鉴定，又或要求鉴定人出庭详细说明鉴定理由。

例4：

我们曾经办理过一宗涉及环境污染的案件，鉴定机构草率地直接以检出重金属为由，就直接认定涉案环境受到了污染。我们翻阅了大量与环境治理相关的书籍、论文，并作了详细的摘录和疏理，充分论证了重金属的来源复杂，并且它难以在自然环境下降解，而只可能被不断稀释。并且该案我们还申请了鉴定人出庭，但鉴定人也没能解答我们提出的质疑。最终该案以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的污染结果是被告人的行为导致，认定被告人不构成污染环境罪。

除此之外，在一些酌定的量刑情节方面，还可以准备提交的材料包括：

• 本人或家人的病历材料；
• 家里有小孩子需要照顾，可以提供户口本和出生证、子女的学生证；
• 有正当职业的证明，如劳动合同、社保记录、纳税纪录；
• 经营企业的，还可以提供企业的营业执照、创造就业和企业纳税情况等。

综上，刑事诉讼是围绕证据与事实进行的攻防战，尽管辩护律师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守势，但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，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，刑事辩护律师在合适的时候也应当主动出击，依法争取对当事人最有利的以辩护效果，而不是无论什么案件什么证据情况都以让当事人认罪认罚了事。